Glory & Dream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颇丰，在社会学方面有诸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在科学哲学／认识论方面有诸如《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客观的知识》等。

波普尔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总在最艰涩的论证之后给出了一个最简明的结论。这使得人人都可以谈论波普尔。比如说他的《客观的知识》，内中论证过程艰涩复杂，让读者阅读起来颇为费劲。但一论证完毕，波普尔即会在最后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科学是可以证伪的，科学是在不断地试错中不断地发展的。的确是很简单、很明晰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也就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全部。正因为波普尔习作的风格如此，我们阅读波普尔，就不妨管中窥豹一番——从一些言简意赅的小书来开始。

《二十世纪的教训》，作为波普尔晚年的访谈小册，不失为了解他毕生思想的一条捷径。这本小书中，包含了波普尔上世纪90年代的两篇访谈录和两篇演讲文稿，表达了他对过去的这个世纪的看法，对世界的苦难和希望的关怀，也谈及了冷战后的世界局势、媒体的危险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等等。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波普尔对“民主”的认识和阐释。波普尔能抽丝剥茧一般道出概念的核心实质——他在演讲稿中说到，民主的重点其实是避免独裁政治、寡头政治等等一切形式的专制，或者说是避免不自由，避免某种统治模式不是法治。和“民主”被曲解成为“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不同，民主这个词的古希腊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rule of the people），可惜这样的说法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而波普尔则清晰地表达了出民主的本意。波普尔反对将民主视为“多数人的统治”或者“全民创制”（popular initiative），而支持“全民评判”（judgement by the people）这样的理解，他借伯里克利的话说到：“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订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

波普尔震惊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依旧互相杀戮。人类刚结束浩劫空前的世界大战，就又生活在自我毁灭的末日核战争的阴影当中。他对此思考着，并告诫人们，二十世纪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它看上去美好的后半叶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其恐怖的前半叶的延伸。如同波普尔在他的所写作的习惯一样，他在访谈中也给我们一个继续了他一贯观点的、清晰的结论：一个开放的社会才是这个世界真正未来之所在。世界的平衡变得如此脆弱，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去保护这个世界。只有在开放社会的状态下，我们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变得越来越糟糕。

对于历史一直抱有兴趣。璀璨的希腊历史，浩瀚的中华历史，神秘的玛雅历史……人类世代的活动在时间长河上留下的痕迹，不免会让人们努力去追寻那逝去的往日故事。我们的历史，像是一本延……绵不断的书卷，记载着人类文明曾经岁月。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无不是历史的延续；而我们今日的作为，则是在伸展着历史的画卷。历史和今日，从来不曾有清晰的界线，所以可以以古为镜、以史明今。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故事。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华夏之族即与外族或冲突或融合。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文明冲突，即华夏族的周国和东夷之殷商的战争。战争见出分晓之后，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们也就得以占领中原这块当时东北亚地区最肥沃、最宜居住的大平原，并建立起一个传承两千余年不绝的文明，进而确立了东亚数千年来的文明格局，而这个事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日。

相同的，明末的中国，也处在一个世界大事件中。虽然明国的从皇帝大臣到商人农民，对遥远的欧洲和新大陆并无了解，但是南洋的贸易活动已经让东方的帝国卷入了“十六世纪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的大规模白银流动”之中。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核心在墨西哥和秘鲁，而这两处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白银的开采需要西班牙皇室的特许。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起基地，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在此贩售布匹和丝绸，源源不断地带回白银。而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明国中断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在澳门建立了基地的葡萄牙人趁虚而入，在中国市场上收购丝绸，转销给日本，再从日本贩易白银，往来贸易。而中国的银价高于日本，葡萄牙人一次往来就能赚取更多的资本用于收购中国的丝绸，如此日本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在1800年以前两个半世纪中，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然而，白银的高速流入，除了给中国商人迅速增殖财富外，也带来诸如通货膨胀、城市经济畸形增长等方面的问题。更为致命的是，遥远欧洲发生的在英国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之间的战事，导致了中国白银进口量的剧减，通货的紧缩导致白银囤积，银铜比价大幅度变化。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换得的只是铜钱，而向官府交税却要白银。而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贯铜钱可以换约一盎司白银，到1643年一贯铜钱只能换大约1/3盎司白银，这个变化对农民的影响是可谓是一场灾难。

对于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入侵，满清做出不少积极的反应。譬如书中写道：“清朝并非只是西方技术和火力的被动目标”，林则徐“在广州时就委托一些学者为他收集西方国家的信息，在广州和新加坡精选外国出版物。他还请美国传教士为他翻译国际法的一些主要章节。”而英国人在1842年就发现，清朝官员已经开始对西方新技术做出积极反应。英军在厦门发现一艘仿造英国样式的双层甲板、装备三十门大炮的战舰几乎已经可以起航，而好几艘相似的舰只也在建造中。在吴淞，又发现五艘装备有黄铜大炮的新式明轮船，在上海，英军则缴获了十六门崭新的装备有准星和燧石装置的十八磅重火炮。1862年，曾国藩即派遣三十五岁的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小型兵工厂的设备。1864年，远在欧亚大陆另外一边的普鲁士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普鲁士战舰扣押了三艘在大沽港的丹麦商船。恭亲王的总理衙门利用1862年翻译的惠顿之《国际公法原理》解释了中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不仅迫使普鲁士释放了丹麦商船，而且从普鲁士取得了相应的赔偿。1873年，总理衙门对外政策更加积极，组建了三个调查团向清廷报告生活在古巴和秘鲁的中国劳工的生活、工作情况。两个调查团的报告显示了中国劳工被虐待的惊人证据。因着这些报告，自1876年起，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被禁止，运送华工出洋的过程也得到更好的管理。类似如此的事件，在满清的历史上，绝非罕见。

如书中所言，“了解中国没有终南捷径……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带着萦绕心际的问题，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氛围”。然而，追寻历史还远不是史景迁先生著立本作的全部意义，史景迁先生更为关注的是对现代中国的解读。按照史景迁先生的理解，“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我倾向于认为在1600年或更早——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不论是那时，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