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看到奇文一篇,薛兆丰先生已经客气地加以驳斥。敝人非名人大家,不需表现气量风度,看到荒谬的言论不会温和委婉地好言相劝。所以敝人首先表明态度,在敝人看来,这奇文从头到脚,充满了混乱的逻辑以及各种伪历史言论。
第一,奇文中的说法,是“普遍的自由”导致的大萧条。敝人看到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记载:“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而在吉尔伯所著《美国经济史》中,对大萧条产生的原因分析,也是归结到一战后美国农业萧条导致农民贫困,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排挤了大量工人,广告市场过度繁荣和消费信贷膨胀等原因。无论怎样,都看不出这些原因和弗里德曼提倡的“普遍的自由”有何直接的正相关性。
第二,奇文认为,美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繁荣是由美联储连续下调基准利率促成的。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因果倒置。美国的这一波景气繁荣,在生产力上的积极因素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在经济政策上的积极因素是里根-布什政府采取的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主张,在经济环境上得益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的白宫新经济会议上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四点,起主导作用的是新经济以技术为动力的性质、美国的企业制度,其次是传统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才是政府经济政策(克林顿政府在2000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提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为: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提高教育医疗科技投资、鼓励美国人积极参与海外市场)。可见,作为联邦政府用以微调经济的连续下调利率的做法,倒是远远不能认作为新经济的原动力之一。
奇文作者号称是在“在MIT等美国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多年”,却一点都看不出有何“研究多年”带来的严谨作风,连敝人这种经济学门外汉都知晓的一点经济史皮毛知识,都被他弄得稀里糊涂。难怪薛兆丰先生竟会有“骤然产生的厌恶感”以至于要在百忙之中作个回应。
原初文章 周其仁:自由何价


